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低碳发展的影响和潜在机遇

  《巴黎协定》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重要国际协议，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带来的挑战。特朗普上台后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将改变美国现有的气候能源政策，无疑对全球气候治理和新能源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给全球低碳发展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其退出不仅增加了全球碳减排负担，也让自身在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上遭受重创。针对美国二次退出《巴黎协定》这一事件，分析其给全球低碳发展带来何种影响，以及给国内低碳发展带来何种机遇与挑战，成为这篇文章着重讨论的话题。

  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全球低碳发展呈现出合作与技术驱动特征，具体表现为欧盟主导规则制定（CBAM主导定价权）、中美技术竞争（氢能、储能）和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依赖（见表1）。美国退出后，势必对全球气候治理与低碳领域区域性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迟滞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动摇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对其他几个国家产生负面示范效应。将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压缩其他几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导致本就拮据的资金支持力度更加捉襟见肘，直接影响依赖外部资金支持的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难度。

  加剧区域性绿色贸易冲突。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区域性绿色贸易规则可能因美国的退出而加速落地，这对高碳产品出口国形成压力。同时，缺乏美国参与的全球碳定价协调机制可能引发“碳泄漏”问题，即高碳产业可能向监管宽松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重创全球能源格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发展传统资源产业，使油气出口国在国际原油定价机制中的作用减弱，致使全球长期资金市场资金构成流向发生明显的变化。同时，全球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发展可能走向低迷，绿色能源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大。

  阻碍全球碳市场稳定和低碳技术发展。该事件易导致全球区域碳市场供需失衡，加剧各地碳价波动，短期内会降低公司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削弱碳市场对减排的推动作用。美国在氢能等绿色技术方面拥有领头羊，其退出可能会引起这些技术的研发突破与国际合作受阻。

  加剧新能源领域的创新压力。美国退出后中国需要在全球气候合作中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作用。《巴黎协定》下我国的自主贡献目标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会促进加快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转换，急需我国在新能源领域持续创新。

  影响传统能源需求结构布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将推动联邦传统能源的开发，这导致国际市场传统能源供应短期增加，价格下降。中国可能会增加从美国进口天然气和原油的数量，但美国能源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传统能源长期供应的稳定性。

  提升国际低碳贸易参与难度。虽然美国联邦层面的政策转向传统能源并强化碳关税壁垒，但各州可能会推行不同的低碳政策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参与国际区域间低碳贸易合作时，需同时应对多种区域性标准，这增加了国内相关企业的适应成本和市场准入门槛。

  放大碳市场行情报价波动。美国退出后，为履行《巴黎协定》承诺，中国需加速减排进程，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可能趋紧。同时，为规避CBAM等区域规则的收紧，高碳产业密集区域的企业需通过购买更多碳配额或投资低碳技术降低产品碳足迹，短期内或推高我国碳市场需求，加剧碳价波动。

  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发展各具特色，三大区域在产业基础、技术路径和政策导向上形成互补格局（见表2），共同支撑起我国的低碳发展。受制于地理因素、产业布局、研发投入的不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各区域低碳发展势必产生差异化的影响。

  对长三角地区的影响。长三角的钢铁、化工等高碳密集产业可能因CBAM等区域性绿色贸易规则而面临出口成本上升、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同时，美国在新能源核心技术领域的保守政策可能阻碍长三角与美方的氢能炼钢等联合研发项目，延缓上海、合肥等科创中心的技术迭代。

  对珠三角地区的影响。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核心区，珠三角的电子、家电等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可能面临额外碳关税压力。同时，美国退出引发的国际气候资金池萎缩可能削弱珠三角获取绿色气候基金的能力，影响粤港澳大湾区“水弹性城市”和“智慧电网”等气候韧性基建项目的资金保障。

  对环渤海地区的影响。作为中国重化工业核心区域，环渤海地区煤炭依赖型产业若无法加速氢能炼钢、CCUS（碳捕集）等脱碳技术应用，其产品可能因碳足迹过高而丧失国际市场竞争力。此外，天津港、青岛港等国际航运枢纽需应对日益变化的航运碳税规则，若港口岸电设施改造和LNG船舶应用推广不足，将直接增加物流成本并削弱区域外贸优势。

  有望增强我国新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美国退出导致新能源投入收缩，而中国在风电、储能等领域已形成全球一马当先的优势，通过技术输出和产能合作可进一步强化产业主导权，增强国际竞争力。此外，美国氢能等核心研发技术可能放缓，为中国企业突破技术壁垒提供了窗口期。

  有望推动地方层面的“双碳”合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使中美在国家层面的气候合作就没有可能。州和地方层面双方预计还会有一些合作的空间，譬如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加州就与中国在气候合作上进行了不少积极的互动。

  有望拓宽碳金融理财产品覆盖度。我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绿色投资标准制定，或可进一步联合欧盟、金砖国家等建立区域性碳定价互认机制，推动人民币计价的碳金融衍生品（如碳期货、碳期权）国际化。

  有望加快长三角地区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协同，巩固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势。长三角光伏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如天合光能、晶科能源）可抢占美国绿色能源市场空缺，并利用技术优势协同布局海外以规避潜在贸易壁垒。同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可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以支持长三角氢能炼钢、CCUS（碳捕集）等技术创新项目，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有望扩大珠三角地区新能源产业市场，巩固外向型经济优势。珠三角的储能与电动车企业（如比亚迪、宁德时代）可填补美国技术退出后的国际市场空白。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对储能系统的需求日渐增长，深圳企业可通过“一带一路”扩大新能源技术输出，建立区域性绿色产业供应链。

  有望推进环渤海地区重工业脱碳进程，加速重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环渤海的科研机构（如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可承接国际联合研发项目，推动液流电池、氢能储运等技术商业化，助力重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河北钢铁、辽宁石化等产业可借国际舆论压力加速脱碳，天津港、青岛港的岸电改造和LNG（液化天然气）船舶技术可向“一带一路”沿线港口推广。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使国际社会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议题的合作格局出现调整，我国可更加积极地与欧盟、日本、韩国等在低碳领域有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的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开展合作，吸引更加多的国际低碳技术、资金和项目落地，一同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

  积极组织专家团队参与国际低碳标准的讨论，充分表达中国观点，争取获得碳足迹核算、低碳产品认证等方面的话语权，为外向型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与海外城市或地区建立低碳领域的合作关系。

  美国加大传统能源开采，相对削弱了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可把握机会全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如推进低空产业建设、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等。并通过优化贸易结构、加强国际产业链合作、推动绿色标准互认，提升产品低碳竞争力。

  研究扩容区域性碳市场覆盖行业，扩大参与公司数，完善配额总量和分配机制，进一步提升行业基准的严格程度。推动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持续提升碳市场信息公开披露力度，以更加市场化的机制服务推动产业低碳转型升级。

  依托区域性碳交易试点经验，研究推出碳期权、碳期货等碳金融理财产品，探索跨境碳金融理财产品合作，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多样化的交易工具活跃碳市场。持续开展碳普惠活动，激励个人、小微企业践行低碳行动。